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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孔子罕言利，是因为不同意、不赞成它。
现代西方意识形态概念的出现，为先验法确立信念提供了最强大的思想工具。知识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群体，或一种身份，并非其具有权威，而是因为其具有这种能力。
这里的绝对，在于其不可替代、自身成立，也就不会自我毁灭。在行动中，布尔迪厄指出，如果遇事都要出示证据，那实在是过于麻烦。面对一次比一次疯狂的人为灾难，整个中国知识人群体未能起到阻止作用，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作为。这样的解读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又有了试图改动文意的解释，比如，史縄祖的解释是：孔子很少谈论利，但却谈论命与仁（子罕言利，与命与仁[3]）。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4)不愠：在自由与权威之间 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第一》）问题在于，为什么人不知而不愠会成为君子之德？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愠，愠包涵愤怒和怨恨，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定义愤怒： 一种针对某人或他的亲友所施加的为他们所不应遭受的显著的轻慢所激起的显著的报复心理所引起的有苦恼相伴随的欲望。（《论语·八佾第三》） 读《论语》，常用参考书有三本：何晏《论语集解》，可代表汉儒的关切。其次，笔者也呼吁我们大陆的儒家学者应多走向成熟、开放、理性，而并不是偏颇、封闭、非理性。
复兴点之二，民间儒学与乡村儒学，民间儒家团体的建立。首先，传统以来的儒家经典系统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例如十三经中，有小学之书《尔雅》，同时也有传而非经者，所以传统的十三经并非一个真正的经的系统。实际上，我们大可通过罗尔斯后来所主张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洞察与识见，将儒家视作一种（讲理的整全性学说）reasonable comprehensive doctrine，而与其他的讲理的整全性学说（如比较讲理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一同参与现代的宪制建设中去，而不必将自身的负担压得太重。更甚者则认为哲学与经学本来就是对立的，而宋明理学是倡导心性之学的，心性之学也是某种哲学化的思想，所以经学与古典学的研究应该绕过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影响，而直接继承汉唐故训。
可喜的是，我们学界和民间的许多儒家学者，已经比较深入全面地向此推进。这里要说的是，无论是所谓的大陆新儒家，还是港台新儒家，其实都可以纳入现代新儒学的思潮之中，大家共同为儒学的现代性转进提供贡献。
在这样的状态中，合理的重建与诠释工作，都是对儒学经典的继承与创造。同时如果我们大陆的许多儒者的封闭与偏僻并非仅仅局限在自己或自己的小团体之内，而且还要以此为天下倡，则问题会更大。但这样的一种冲动与运动，注定是失败的。四书系统是继六经系统以来，儒学的最大一次经典重建与诠释。
新儒家的三系都致力于继承先秦孔孟之学与宋明理学的真精神，并作深度的自我定位与自我反思，从而促进儒学的现代性转进。它包含了自西方发轫的启蒙理性，但同时又超化其可能的偏失。这是不可阻挡的文化复兴趋势，国人已经很清晰也很自信地走上了一条当代儒学复兴之路。人类任何深厚的文明传统，其实都必定与人道有着内在的相通性。
笔者认为，就学术思想而言，对比大陆新儒家，唐、牟等港台新儒家更为可贵，他们能够充分界说传统儒家的殊胜之处，同时也深入反思传统儒家的不足之处。当代思想界的主要混乱，是许多人有意无意、有心无心地将一些基本性、一般性的诉求，转换成为某一门某一派的独特诉求，而自己的居于另一门另一派，而向这一门这一派开火。
孔子晚年还专注于《易》与《春秋》二书，或作或述，阐发其中的德义。正因为现代新儒学的这三大系能够从各自的方向，切实推动儒学的发展，因此当代儒学的复兴，不可能绕过他们，而只能先吸收消化他们的思想，然后再求提升、推进、超越。
而有心者观察到云雷由艰难而走向通畅，便容易联想和体会到世间万事也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人世间有艰屯凝滞之事，那么我们就应该为其把脉，作出疏导。心灵封闭之后，就会生出一系列骄与吝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原教旨思想的起源。究实而论，在宪制的建立和建设的论题上，传统儒学是可以提供出深厚、丰富、健康的思想资源的。如果他继续坚持要使用这个说法，那么他无非要耸动世人罢了，并非有真心实意去推动制度建设。但当他的信仰沉淀下来、成熟下来的时候，他就会逐渐要求自己的信仰与理性相互交融，而走向开放。这样一种思维取向，其实会将自身陷入抱残守缺的境地，而不能真正把握到经学的精神，同时也不能吸收宋明理学以来数百年的经学研究成果。
而我们最担心的，则是倾向于与公权力结合的儒家，如下文所云。其实，如果真的在开火之后，这一门这一派被他们摧毁了，那么他们在事实上也就顺带地将基本、一般的诉求也一同摧毁了。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着力，确实可以贡献出相当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成果。笔者认为，这个提法和取向并不妥当。
但不能通过一种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研究，来完全否定他们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甚至有可能难以分出主路与歧路，大道与小径。
复兴点之一，儒家仁爱精神的充分阐发。我们看到乌云相互纠结在一起而闷雷阵阵，就会知道这是各种云团尚处在艰屯凝滞的状态中，如果这些云团再进一步和洽地相交，就会通畅无碍地化为雷雨，从而走出艰屯凝滞的状态。第二个误区是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的研究与实践。但是，这些团体与组织可能会流于松散、混乱，因此需要注入人文性，特别是一种古典式的人文精神，这可以对治现代性的团体与组织的松散的状态，以切实地固本培元，捍卫文明、自由、民主的社会及其核心价值。
这个状态，正合《周易》屯卦所说的天造草昧的情形。显然这种指责是相当的无力和不相应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唐、牟、徐等港台新儒家可贵的反思精神。
将这种精神与价值淡化甚至取消，还算是儒家吗？孔子的为己之学，颜回的不违仁之工夫，经过政治儒学的偏见的过滤，都成为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了。但是具体做法如何，则可能是言人人殊。
换言之，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真正的、原来的教旨，就会发现当前许多原教旨的主张其实并没有真正参透原来的教旨。他们也很有可能在转念之间，将自由派视作更为具体的靶子，这可能是他们认为自由派与现代性的价值更有密切性。
同处在于两者都想通过儒学来参与政治事务，别处则在于儒家宪制还是要以制度的建设作为诉求的，而政治儒学则很可能连这个都不要了，或者说色彩更加淡化，从而有名无实，因此政治儒学较之儒家宪制可能问题更大。当前全球的形势与环境，看起来似乎比较风平浪静，而其实也隐含着潜在、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被刺激开来，人类的各种文明成果都会受到严峻的威胁，人类的相残相杀也便接踵而来。当然，我们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继承与发展，肯定不止上述方面，相信学界的相关推动与发展，必将更为丰富与多元。我们并不是因为儒家身处现代社会，所以就要一味地承认科学民主，而是因为古典的儒学思想如果要让自身的思想得到内在的融贯，如果要让自身走出思想困境（例如在政治上，古典的儒家很难摆脱中国传统政治一治一乱的循环相仍），就会内在地要求自我从道德主体而转出知性主体与政治主体。
因此政治儒学这样的取向，也即否定心性之学并视之为靶子的取向，注定成为无稽之谈，也是很难行得通的。爱则是与恕内在相通的。
（参见赵法生《何谓乡村儒学？输血急救凋敝乡村，完成儒学现代转型》一文）因此，无论民间儒学还是乡村儒学，都尚在起步阶段，今后需要继续努力，不断推动儒学在民间、乡村的栽培与发展。这三位儒者都吸收了宋明心性之学的思想向度，并由此力求回到孔子仁学的真精神，他们以此为基础性视野，以通观儒家经典，从而能系统呈现出经学的新形态。
当今中国大陆的许多儒家学者，往往将自身的儒学思想，自视为大陆新儒家，并形成一个圈子，而与港台新儒家对立起来。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说，我们不要这个内，而直接要外，而同时反对这个内，那其实就是大大地违背了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取向，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淡化甚至取消儒家的仁心、仁德、仁爱的精神与价值。
